盛世修文，盛世兴藏。中华文化曾经铭刻于青铜、誊录于丝帛、著写于简牍、印刷于纸张。如今，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一块块精美的雕版刻印着中华文明的脉络，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古籍善本讲述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刘成勇

　　中国国家版本馆被称为“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些瑰宝呈现了怎样精彩的文化故事，又如何镌刻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与辉煌？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馆长刘成勇在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中，讲述了典籍版本中蕴含的中华文明。

　　■刘成勇

　　历朝历代都有版本专藏机构

　　回望历史，我国历朝历代都把版本保藏传承放在重要位置。从周朝的守藏室到汉代的天禄阁，从唐朝的弘文馆到宋代的崇文院，从明代的文渊阁再到清代的四库七阁，虽然名称不同，但是专藏机构绵亘千年，守护中华典籍版本的初心始终如一。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华堂广场的南侧，矗立着一块刻着“赓续文脉”的石印章。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职责使命就是赓续文脉，功能定位是“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它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目标是打造中华版本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和交流中心。

　　什么是版本？版本在传统意义上一般指古籍的刻本、印本、写本等。中国国家版本馆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全局视野出发，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文化符号和文脉信息的各种资源都纳入版本范畴。比如中华古籍、甲骨简牍、革命文献、宗教文献，包括碑帖拓片、方志家谱、邮票钱币、雕版印章以及新闻照片、网络文学、影视剧和短视频等数字版本。

　　2022年7月，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落成典礼。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共收藏实物版本3200多万册/件。为了将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中国国家版本馆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分别选址于北京燕山、西安秦岭圭峰山、杭州良渚、广州凤凰山，共同担负起集中保藏、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重任。中国国家版本馆开创性地在山体之中建设洞窟，洞窟不仅能够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更严格遵循防水、防火、防潮、防洪、抗震等多项国家标准。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能获得前所未有的精心呵护，以抵御岁月的侵蚀。

　　典籍版本的代代相传，见证和记载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可以说，版本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根脉，它是记录历史、见证文明的“金种子”，也是中华文明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证明。

　　今天，我将带大家穿越时空，一起探索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批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了解它们从古到今的生命历程，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西楼苏帖》，照见文明传承的艰辛

　　在印刷术诞生之前，碑拓是记录古代文字的一种重要方式。

　　古代书法艺术作品绝大部分是靠拓本得以流传的。相较于书法真迹，碑帖拓本更容易得到，且传播广泛。因此，集纳了众多碑帖拓本的丛帖便应运而生。丛帖可以汇集数量巨大的历代名作和翻刻拓本，对中国书法的历史研究、艺术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历代丛帖刻本中，还附加着收藏者们存留的跋语、印章，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原有丛帖的历史文献价值。

　　我接下来讲述的这件国宝，就是北宋文学大家苏轼的一位狂热粉经千辛万苦集纳、流传下来的现存第一部苏轼的书法丛帖。它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它就是海内孤本——《西楼苏帖》。

　　苏轼才华横溢，为后人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著述文章，流传至今的有2700多首诗歌、400多首词和4200多篇文章。这些作品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苏轼曾经历了乌台诗案和元祐党禁风波。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因为诗文而获罪，不仅自己受到严惩，许多和他有诗文交往的友人也遭到了处罚，因此，苏轼的许多作品被焚毁。后来，苏轼又深陷元祐党争旋涡，他的作品再次遭到大规模的禁毁。除此之外，古籍版本在收藏过程中通常还会遭遇天灾人祸，比如虫蛀、水渍、火灾、盗窃以及兵乱等，这些都大大影响了苏轼作品的保存。

　　南宋建立之后，出于笼络民心等需求，高宗、孝宗两位皇帝都大力褒扬苏轼，提倡苏轼的诗文。再加上当时四川地区雕版、椎拓技术发达，苏轼的诗文和书法在南宋时期编刻成风。当时有一位苏轼的崇拜者叫汪应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为后人留下了这部珍贵的《西楼苏帖》。

　　汪应辰18岁就金榜题名，他为人耿直，学识渊博，颇有政绩，官至吏部尚书。汪应辰崇拜苏轼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仰慕苏轼的才华，二是两人的性格、经历颇为相似。苏轼在仕途上很不顺利，曾遭遇黄州、惠州、儋州三次贬谪，而汪应辰因反对秦桧议和，流落岭南达17年之久，这让汪应辰对苏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隆兴二年至乾道五年，汪应辰担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而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于是汪应辰近水楼台，到处搜集苏轼的作品真迹，聘请能工巧匠，在官衙西楼刻书上石。当时四川盛产麻纸，他便命人将这些书法真迹用上好的麻纸拓下来，装帧成三十卷《西楼苏帖》。

　　《西楼苏帖》刻成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当时距离苏轼去世已有67年。它是现存刻石最早、拓印最早、镌字最精的苏轼书法拓本，非常逼真地展现了苏轼的笔墨精神。而且，历代藏家一致认为，《西楼苏帖》所收录的苏轼作品没有一篇是伪作。《西楼苏帖》上有汪应辰的跋语，其中写道：“每搜访所得，即以入石，不复铨次也。”由此可知，汪应辰不是一次性把这些真迹收集全的，而是得到一些，就赶紧刻石，历经多次才完工，可谓煞费苦心。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为搜集苏轼作品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西楼苏帖》共三十卷，大约相当于“丛帖之祖”《淳化阁帖》的3倍，堪称洋洋大观。此外，《淳化阁帖》等宋代丛帖大多是汇集许多书法家的作品而成，而《西楼苏帖》是汇集苏轼一人的作品，这在宋刻丛帖中是很少见的。

　　南宋末年，《西楼苏帖》原石毁于战火，如今只剩下拓本传世。经过近千年的岁月流逝，这部刻帖也从最初的三十卷，到今天仅存十卷残本。这十卷《西楼苏帖》收录了苏轼青年、中年、晚年的诗文和信札，行书、草书、楷书都有，大约90篇，内容丰富，文献价值很高，所以尤为珍贵。同时，这件拓本展现出宋代精湛的刻帖和椎拓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宋代以来，许多名人都收藏过这部拓本，《西楼苏帖》上有许多藏家的题跋、钤印以及批注、绘画。比如，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徐世昌的题跋是一首诗文，字体秀逸，落款是水竹邨人。清代学者吴荣光收藏时在上面留下了90多处眉批，他的女儿吴尚熹是工笔画家，还在上面创作了一幅精美的《东坡笠屐图》。这些都构成了亮丽的文化风景。

　　古籍是文明的载体，《西楼苏帖》承载了我国历史上一段异常珍贵的文化记忆，更照见了文明传承的艰辛。

　　补上了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关键一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开始于唐朝的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宋代毕昇的发明与完善，产生了泥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来自西夏，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它虽然只是薄薄的几页纸，却改写了人类印刷史，补上了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关键一环。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20世纪90年代出土发现的。1990年11月下旬，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的一座西夏方塔被不法分子用炸药炸毁，当时年近六旬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先生主动请缨，带队清理和发掘古塔废墟。

　　在废墟中的塔心柱上，发现了“大白高国大安二年”的字样。大白高国是西夏国的自称，大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李秉常的年号。大安二年是公元1076年，也就是建塔的确切时间。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文献，《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其中之一。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计9册，约10万字，以白麻纸精印，蝴蝶装，版心的上半部分印有书名的简称，下半部分印有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页10行，每行22个字，每个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它是一部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由梵文译成藏文，再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由于藏文原本早已失传，所以这件西夏文的版本目前成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唯一传本，是弥足珍贵的海内孤本，堪称无价之宝。

　　当时，专家判定它是西夏文的印本，但是无法立刻知道它的内容和具体年代，也不能立刻判定它究竟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牛达生先生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根据《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一些印刷特点，比如板框的栏线大多不衔接，书名、页码用字混乱，倒字、错字较多以及墨色浓淡不匀等现象，判定它是典型的活字印本。根据隔行竹片的印痕，他进一步判定这是木活字印本。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行与行之间存在的长短深浅不一、时隐时现的线条，这是木活字印本特有的痕迹。另外，他根据文物的共存关系来推断，《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应当是西夏后期，也就是12世纪后半叶相当于南宋时期的木活字印本。

　　在《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木活字印刷是元代王祯首先发明的。经有关专家鉴定，大家一致认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把木活字印刷的发明和使用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多世纪，改写了世界印刷史。它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而且填补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遗存资料的空白，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还具有国际意义。西夏先后和宋、辽、金等政权对峙，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发展的时期正是西夏独占河西走廊的时候，中国印刷术西传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沿古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再进入欧洲。《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证明了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已经传入河西地区，弥补了从中原传入中亚的缺失环节。它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活字印刷技艺由中国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西夏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正是因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有如此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印刷史上的意义，2002年，它荣登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8年，它又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22年，《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拨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由专业人员保存管理，部分书页在版本工艺展上陈列，向世人展示它古老的样貌。

　　2023年，中国国家版本馆进一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要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影响推广到全世界。

　　一件真正的唐朝国家级出版物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浩如烟海的珍贵藏品中，有一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极高的镇馆之宝。它是盛唐佛教发展的见证，是一件真正的国家级出版物。它前后历时7年才完成，从女皇武则天到宰相、大臣、高僧，再到普通经生，参与其中的人多达数百人。可以说，它是举大唐盛世的财力、物力、人力留下的国宝。它就是公元672年的唐写本《妙法莲华经》。

　　这部经卷源自武则天为去世的母亲发起的一场抄经活动。这部佛经由鸠摩罗什翻译，是后世译本的祖本。鸠摩罗什是唐代玄奘之前最著名的佛教翻译大师，他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多部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数百年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发展，在唐代达到鼎盛。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她对武则天的信仰有直接影响。咸亨元年，武则天的母亲去世，为了追念她，武则天发愿抄写3000部《妙法莲华经》。这次写经活动从咸亨元年开始，到仪凤二年结束，历时7年之久，是唐代佛教史上盛极一时的浩大工程。

　　武则天将母亲杨氏生前居住的长安休祥坊旧宅辟为太原寺，作为专门的写经场所，并召集数百名以抄写佛经为业的经生写经，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官署的楷书手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抄写的过程中，每卷经文由经生或者书手一个人独立完成。抄写完成后，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三道校对和四道详阅，来保证经文的准确无误。参加校对和详阅的人分别署名，明确责任。朝廷还特地选派写经使对写经活动进行监管，委任写经判官，负责协调与执行具体事务，以保证写经活动得以高质量完成。

　　这部存世的《妙法莲华经》，初校和抄写者都是一个叫田无择的经生，再校、三校是来自长安醴泉坊的僧人，四位详阅都来自长安休祥坊的太原寺。他们的专业知识与严谨态度保证了经文内容的准确性。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儿子虞昶担任写经使。

　　《妙法莲华经》使用的是优质的硬黄纸，厚度约0.1毫米，不仅轻薄，而且坚韧。其中还加了一味中药材黄檗，使得纸张既暗黄、庄重，又能预防虫蛀。所以，历经1352年之后它仍然保存完好，充分展现了唐代高超的造纸技艺。

　　这卷《妙法莲华经》在长安抄写完成后，向西流传到敦煌，后来与其他大量的经卷、文书一起被封入莫高窟的藏经洞，达千年之久。20世纪初，藏经洞被意外打开，数以万计的4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写本、绢画等文物重见天日。在敦煌发现的佛教单经写本中，《妙法莲华经》的数量最多，达数千件。但是，其中出自唐初宫廷的写本仅有40余件。

　　极其不幸的是，晚清国力衰弱，敦煌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遭到了外国探险家的多次掠夺和破坏，大批的敦煌文献从此流散海外。为了防止剩余的敦煌古卷再遭流失，清政府责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把残存的古卷送到北京。然而，这批文物运到北京后，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和他的岳父李盛铎利用职务之便，将其中的精品据为己有。李盛铎晚年移居天津，他手中的部分敦煌遗书出现在天津古籍文物市场，包括这卷《妙法莲华经》在内的部分珍贵经卷最终被周叔弢先生所收藏。

　　周叔弢不仅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还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他将自家企业所得几乎全部用于购买文物图书，藏书多达4万余册。周叔弢听到敦煌文献屡遭劫掠的消息后非常愤慨，从此以后，只要见到敦煌文献便不惜重金买下，发誓要保护这些国宝。为了确保这些珍贵文献的安全，周叔弢特意请专业人员为每一卷敦煌文献定制书盒，并将它们妥善收藏于特制的木箱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将包括256件敦煌文献在内的一大批古籍善本无偿捐献给国家。

　　2022年，这卷来自敦煌藏经洞的国家一级文物《妙法莲华经》，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永久保存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库的洞窟之中。兰台洞库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敦煌藏经洞，这场穿越时空的相遇，让这卷珍贵版本有了更加传奇的传承意义。

　　盛世兴藏，让中华文明有籍可查

　　可以说，中华典籍资料的保存历经沧桑，至今仍有大量珍贵的中华典籍版本散落在世界各地。把能收集到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典籍资料收集全，让中华文明有籍可查，是中国国家版本馆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2024年5月31日，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了第二批版本捐赠入藏大会，15000余册实物版本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在众多版本中，有一批书札显得尤为珍贵，它们的主人是晚清名臣丁宝桢。

　　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的进士，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因为功勋卓著，被加封太子少保衔，因此也被人们尊称为“丁宫保”。丁宝桢对烹饪比较有研究，他创制出一道将鸡丁、红辣椒和花生米下锅爆炒而成的菜品，色香味俱佳，广受欢迎。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这道菜命名为宫保鸡丁。

　　在晚清政坛上，丁宝桢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为官清廉刚直，勇于担当，积极投身洋务运动，改革盐政，致力于水利建设。可以说，丁宝桢不仅是一位在多个领域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也是晚清政坛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为官生涯和日常生活中，他留下了许多往来的书札。更为珍贵的是，这批书札中还收录了众多亲朋好友、同僚下属写给丁宝桢的信件，其中就包括李鸿章、曾国荃等不少晚清名人。

　　这些信件内容丰富，涉及赈灾、海防、盐政改革、中法战争等重要议题，为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举例来说，有一封李鸿章写给丁宝桢的亲笔信，用浓墨书写，文笔流畅，写信时间是光绪七年12月22日，当时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信中，李鸿章对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施政表达了不满，认为他过于追求名声，任性行事。同时，李鸿章还对中法越南问题阐明了看法，认为法人久占越南六省，又添造兵船，有借道澜沧江入侵我国云南的企图。他建议丁宝桢在四川食盐的运销经费中预留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还有一封曾国荃写给丁宝桢的亲笔信，用淡墨书写，字迹错落有致。这封信大约写于光绪元年，当时曾国荃刚刚调任河东河道总督，负责管理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运河等水系，驻地就设在河南开封。在信中，曾国荃讲述了他在山东考察时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的情况，称赞丁宝桢知人善任，所用之人都是笃厚君子。

　　这批书札又是如何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呢？原来，这批书札一直由丁氏后人悉心保管，历经四代传承，最后传到了丁宝桢五世孙丁健先生手中。

　　这批书札在传承过程中，还经历了一段曲折。1948年，丁健先生的叔父丁泽农先生是海军军官学校的一年级学生，随着学校从青岛辗转到厦门，最后来到台湾。临行时，他遵从母命将这批祖传的书札带走，希望等待时局稳定后再带回来。然而，这一别就是数十年，直到1991年，丁泽农先生才得以回济南探亲，并将这批祖传书札带回，交给他的兄长丁泽霆。这批书札终于又重归故乡。

　　关于这批祖传书札的归宿，丁泽霆先生生前明确表示要捐给国家。丁健先生秉承家训，一直在为书札找寻理想的存放之地。最终，这批珍贵的书札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实现了从私藏向公藏的转变。

　　盛世修文，盛世兴藏。中华文化曾经铭刻于青铜、誊录于丝帛、著写于简牍、印刷于纸张。如今，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一块块精美的雕版刻印着中华文明的脉络，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古籍善本讲述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们将不懈奋斗，努力让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宏富藏品成为天下公器，让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星火在新时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