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非但没有阻断唐诗的世代传诵,反而让它的魅力历久弥新。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时的轰动情景,央视总台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的最新热播,《唐诗光明顶》《大唐诗人行》等新书的畅销与流行,都彰显出唐诗独当一面的号召力与市场影响。

  唐诗作为一种文学记忆,何以历经1300年不衰?唐诗热,究竟是“热”什么?

  诗行里的盛世期许

  近年来,以唐诗为主题的新著层出不穷。在《大唐诗人行》作者薛易看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唐诗满足了当下人们对于盛世的一切想象。

  他说,唐诗热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高度的认同。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着十足的文化自信。他们急切地想把这种文化自信表达出来,怎样表达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比较广,表达方式也多样,但唐诗依然是很好的表达方式,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等诗句,一开口就有一种盛世的气象。

  比如,海纳百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的就是万邦来朝的场面。唐代的长安是世界性大都市,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的就是长安的城市格局。在这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还有数不胜数的胡商,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有一定相似性。

  比如,尚武雄强。如《大唐诗人行》书中所写,贞观四年夏天,李靖将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世民将颉利可汗大骂一通,颉利“哭谢而退”。当时,李渊早已退位当了太上皇,但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烟阁摆酒庆贺。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场盛大的狂欢,来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诸国,势力直达葱岭以西,与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天可汗”名副其实。唐代的边塞诗,大开大阖,气象万千。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都特别有感染力。

  再比如,充满少年感。李白的诗中,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少年的意象,他即便到了晚年仍然能写出“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气势磅礴,这里面不仅是个人的才华,也与时代气象有关。

  “大唐盛世让我们浮想联翩,给我们想象力。追寻过去盛世的真实面貌,仍然是为了热爱并过好当下的生活。”薛易说。

  一种更生动的历史文献

  事实上,唐朝并不都是盛世。整个唐朝289年,跟盛世有关联的连一半时间都不到。但唐朝为什么以“盛唐”流芳千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人们总是习惯把唐诗作为认知唐朝的窗口,在唐诗与唐朝之间简单画了等号。

  诗人对于时代社会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通读者往往对诗人之名耳熟能详,而对其作品全貌认知欠缺。谈及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更是模糊。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模糊的概念化认知。

  “从根本上讲,唐诗也是一种文献,而且比一般的文献更生动活泼。”薛易说,唐代的诗人大多进士及第,本身就是官员,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们的求学、求仕、科考、从政等,都遵循一定的轨迹。写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存在的。正史往往关注帝王将相,对百姓的普通生活记载比较少。而个人写作的唐诗,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

  比如,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就可以了解很多唐朝的社会细节。杜甫诗中写:“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反映了当时的酒价。

  但必须强调的是,唐诗只是历史的一个断面,远不是唐朝的全貌。正如《大唐诗人行》所强调的,“活生生的唐诗,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要想让唐诗活起来,先得让诗人活起来。只有努力还原历史,探寻诗人的内心,把握他们的人生重要节点,了解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并且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这样的诗人才不会平面化、脸谱化,他们的诗才不会碎片化。

  虽然“诗歌的盛世”和“国家的盛世”不能简单画等号,但二者关系密切。薛易认为,国家繁荣昌盛才有可能“文治”,诗歌才有勃兴的可能。国家“文治”,科举制度才能真正实施,诗歌才有用武之地。同时,诗歌也彰显了国家盛世的气象。“诗歌的盛世”让“国家的盛世”更有光彩。

  “当下视角”里的共情

  诗歌毫无疑问是唐朝的主流文化。薛易的新作《大唐诗人行》在第一章就开明宗义:谁是唐诗第一人?根据他的考证,当数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还积极倡导写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写诗在唐朝蔚然成风。进入开元年间之后,诗歌写作成为科举内容,有了这样的指挥棒,诗歌也就更加普及。”薛易说,相比之下,今天的诗歌写作主要呈现的是私人化和圈子化特征。

  纵览当下的“唐诗热”,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是,其代表性作品多有“媒体背景”。比如曾经的媒体人、现在的自媒体大V“六神磊磊”,先后出版《六神磊磊读唐诗》《翻墙读唐诗》《给孩子的唐诗课》《唐诗光明顶》等著作,《大唐诗人行》作者薛易的本职工作是地方党报的评论员,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更是由央视总台出品。

  “用当下视角看,时刻想着现在。这可能是媒体从业者的特点,总是忘不了当下。有当下的视角,写东西能更好地与大众共情。”薛易坦言。

  “这几天,我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青龙寺遗址博物馆、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多个地方,对古诗中的长安跟现实中的西安,渐渐对上了号。对唐代诗人的生活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从白居易住的新昌坊到大明宫,打车需要30多块钱。你就知道白居易一早去上朝,不是件轻松的事。”薛易说,“当下的视角”以及全媒体内容形式的丰富性,让唐诗与大家的贴近感更强,主题创造也就多了一些机会和可能。

  “唐诗热”加码文旅热

  “城市越来越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直观而言,我觉得西安越来越像长安了。”薛易说,在与当地文友交流时,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和观点。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文化认同是尤为重要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很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市民,也无法把唐诗元素跟现实联系起来。比如,唐诗中很多诗句提到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乐游原上望昭陵’等,但乐游原在哪里呢?很多人说不清。其实就是在今天的青龙寺遗址。历史上的乐游原有多大?学者们也说不清楚。”

  这也让薛易更加注重思考唐诗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唐诗赋能城市文旅的可能。

  “比如,济南这种历史悠久的古城,怎样才能让人形成一种更鲜明的印象?”薛易说,济南的唐诗元素最集中的算是大明湖,杜甫写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但唐朝的大明湖是什么样?有多大?很多学者也说不清。这种地理历史学领域的知识普及,有必要再加强一些,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城市文化。

  不只是济南。薛易认为,整个山东省都可以考虑打好“唐诗牌”。今年,山东发布了《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加快旅游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提出打造“见识齐鲁”研学旅游品牌。唐诗是一个切口。在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漫游齐鲁,并一度在此居住。也正是在山东游学期间,李白初步完成了“人气”和“美誉度”积累,为进长安、入翰林院打下基础。仅李、杜、高三人的足迹和诗篇,就串起了济南、青岛、济宁、枣庄、菏泽、泰安、临沂、聊城、德州、淄博、潍坊、烟台等大部分地区,俨然是一条“山东版唐诗之路”。骆宾王、王维等都在山东生活了很多年,但目前这方面的文旅开发并不多,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薛易看来,以“唐诗热”赋能区域文旅品牌建设,当为一件双赢的好事。